民間真相

　　利樂的項目之所以難于推進，在于它必須在同一時間內解決多重困難。問題在現實中往往連綴在一起，為了保證回收原料的供給以說服公司合作，利樂中國必須將觸角深入到松散的垃圾回收這一上游環節中。

　　一幅原生態的圖景展現面前，但崔忠偉們也由此面臨最大的挑戰：中國城市公共衛生體系中的官方回收體系早已隨著計劃經濟的褪色而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無數城市拾荒者。他們和城市環衛工人一起，成了城市垃圾的第一道“門檻”。

　　在這種自發的分揀過程中，有用的垃圾被挑出來，無用的則留在垃圾箱內，直至被環衛工人送進垃圾填埋場填埋焚燒。至于什么有用、什么無用，全憑拾荒者的隨機選擇。

　　“環衛工人的垃圾車現在只起一個運輸功能，不承擔分揀功能，所以在中國的回收體系里，真正承擔分揀功能的都是私人。” 海淀回收公司副總經理、北京聯合開源再生資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總經理李志新對本刊說。

　　40多歲的李志新每天早晨6點半就要出門上班，打交道最多的是社區廢品回收站，以及各處的廢品集散地等。對于回收體系的變遷，李有切身體驗。

　　2002年，隨著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大量農民工進入城市，社區拾荒者迅速增加。同時，老舊小區的拆遷導致原有社區回收點被拆除，而新建小區內又沒有固定回收網點，大批的流動拾荒者也給社區安全造成隱患。于是，海淀回收公司決定推行社區回收網絡建設，通過在小區內設立固定回收點，“收編”流動拾荒者，以統一管理，規范操作的方式讓廢品回收工作走上正規化之路。這個艱巨的任務交給了李志新。

　　這個過程加深了李對民間拾荒者的理解。后者的組織形態以近似于“老鄉會”，例如，在北京的廢舊物資回收市場上，拾荒者多為河南人和四川人。分散、不具法人資格的組織形態，無法和企業進行交易，這一點直接制約了利樂包裝回收產業鏈的形成。

　　在接觸紙廠時，崔忠偉們一度不解的是，很多規模較大的造紙企業，其主要原料來自昂貴的進口廢紙，中國儼然成為國外的廢紙垃圾廠。

　　“一了解才知道，他們有他們的難處。”崔忠偉說。一家產能上千萬噸的大型造紙企業，通過進口廢紙，可以享受一些退稅、優惠政策。反之，從拾荒者手中購買國內廢紙，后者由于沒有正式交易身份，無法開具發票，企業無法享受環保退稅政策。“所以，買國外的廢紙反而比買國內的廢紙要便宜很多。”崔忠偉說。

　　這方面，巴西將拾荒者納入社會正常體系的模式或許值得借鑒。拾荒者合作社采取公司運轉方式，以分揀垃圾收入支付水費、電費、以及合作社所有成員的工資、醫保及社保。

　　實際上，社會和政府對于拾荒者的態度直接關系到整個回收工作的成敗。在巴西，各州政府會自行決定，從州里劃出一塊地方，供拾荒者、弱勢群體免費使用。政府甚至會提供辦公場所，教授他們如何做垃圾分揀，如何在城市流動時注意自身安全。因此，巴西雖然沒有強制立法規定利樂包裝必須被回收，但卻是全球利樂包裝回收率較高的地區。

　　但眼下，利樂中國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接近拾荒者，從而理解紛亂的城市回收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