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偉時的思想體系中，新文化運動不等同于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只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階段和核心部分。他認為，新文化運動的肇始伴隨著洋務運動興起。透視歷史，他的觀點確乎有理。鴉片戰爭后的知識分子開始睜眼看世界，如魏源、郭嵩燾們也確確實實為中國帶來西風吹過后的些許驚醒。

　　袁偉時充分肯定新文化運動這一段歷史，并從不同文獻中找到了佐證的最佳材料。通觀鴉片戰爭后的中國所發生過的一系列事件，新文化運動的思潮都或多或少地起到推動作用。同時，在這一系列袁氏所肯定的并保持在民眾記憶中的歷史事件中，社會的發展、文化的創新、體制的更替、思潮的涌動，確實跟著新文化運動的推進而發生強烈變化。從火燒趙家樓到提倡白話文，再到捍衛自由民主，受著新文化熏染的國人已經開始理性化。在剛剛結束封建宗法和科舉考試制度的當時，章士釗們的法律意識、蔡元培們的教育理念等這些創舉，亦足以啟示今日。

　　知識分子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文化精神，支援著五四運動。其實，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以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魯迅等為代表人物——在五四運動之前便已借助《新青年》等陣地傳播新文化思想，成為新文化運動旗手，在中國當時的思想界產生影響。五四運動以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的毛澤東等一大批骨子里裝著新文化精髓的青年領袖受民主與科學影響，奮力反抗封建軍閥，構成中國社會最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群體，切切實實地再次把勇于擔當、不怕犧牲的文化精神特質應用于中國變革。對于這些，袁偉時全面評說，充分引錄不同時期、不同流派、不同理念的人的言論著作，讓讀者自己去判別。在其引錄的言論中，有經世致用派的，有洋務派的，有維新變法派的，有在華西人的，有無政府主義的，有民主主義的，有無產階級的，也輯選了反映英國、法國、美國資產階級革命的。

　　袁偉時在距五四運動90年后的今天以文遙祭，站在歷史的高度尋思，理性而果斷地提出：狹隘民族主義、政治激進主義是反新文化運動的，是思想界的失誤，也是知識和制度缺陷。袁偉時的觀點從他的特有視角反映了中國近現代文化思想史的變遷，也是中國數代知識分子傳承嬗替的心路歷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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