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后，我國把“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確立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之一，經過試點探索、全面推進、基本覆蓋三個階段六年時間的努力，在2008年基本建立起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關鍵詞]農村合作醫療;體制改革;發展歷程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始終努力尋求解決我國農村缺醫少藥狀況的方法，積累了許多經驗和教訓，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發展道路，基本建立起了由政府組織、引導、支持，農民自愿參加，個人、集體和政府多方籌資，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受到廣大農民群眾的普遍歡迎。

　　一、建國初期對農民互助互濟性質農村合作醫療的探索

　　新中國成立后，農村缺醫少藥的現象非常嚴重，農民看病難問題相當突出。黨和政府十分重視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提出醫療衛生要“面向工農兵”，將農村“有醫有藥”作為發展我國醫療事業的首要目標。[參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當代中國的衛生事業》(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3頁。]

　　我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最初是隨著農業互助合作化運動的興起而逐步發展起來的。[《當代中國的衛生事業》(下)，第65頁。]東北地區的農民率先采取合作制和群眾集資的方式創辦農村基層衛生機構，以解決農村缺醫少藥問題。1952年9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三年來中國人民的衛生事業》一文，對農民互助性的合作醫療給予充分肯定。[參見李德全：《三年來中國人民的衛生事業》，《人民日報》1952年9月27日。]到1953年底，全國縣醫院和衛生院已經從解放前的1437所發展到2102所，并且開始發展縣以下的區、鄉基層衛生組織，為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起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當代中國的衛生事業》(上)，第8頁。 ]

　　農業合作化運動進入高潮后，農村合作醫療有了較大的發展。1955年，山西、貴州、上海、山東、河南、河北、湖南等地農村，相繼建立了一批由農業合作社興辦的保健站和醫療站。如山西省高平縣米山鄉創辦了“醫社結合”的保健站，采取由社員群眾出“保健費”、生產合作社出公益金補助相結合的辦法，以解決農民的就醫問題。這一做法得到山西省委、省政府和衛生部的肯定，認為初步實現了走上集體化的農民“無病早防，有病早治，省工省錢，方便可靠”的理想。[汪時東、葉宜德：《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回顧與發展研究》，《中國初級衛生保健》2004年第4期。 ]

　　隨后，全國陸續出現了形式多樣的互助性農村醫療室(站)。1956年，河南省正陽縣王店鄉團結農莊農民創造性地提出“社辦合作醫療”一詞，以后得到了廣泛沿用。“大躍進”開始后，農村合作醫療一度出現了吃大鍋飯的現象，有的地方農民看病不花錢，醫藥費從集體公積金中列支，但沒堅持多久，許多衛生站就因經費困難而停辦。

　　1959年11月，在山西省稷山縣召開的全國農村衛生工作會議對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予以肯定。會后，衛生部黨組向中共中央上報了《關于人民公社衛生工作幾個問題的意見》。該《意見》認為：人民公社的醫療制度，目前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誰看病誰出錢，一種是實行人民公社的社員集體保健制度。根據目前的生產發展水平和群眾覺悟程度等實際情況，以實行人民公社社員集體保健醫療制度為宜。同時，首次在中央部委文件中使用了“合作醫療”一詞。1960年2月，中共中央轉發了這個文件，要求各地參照執行。這是建國后中央下發的第一個有關農村合作醫療的文件，對農村合作醫療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指導作用。此后，全國各地農村相繼建立起一批以集體經濟為基礎，集體與個人相結合、互助互濟的集體保健醫療站、合作醫療站或統籌醫療站。此時的農村合作醫療還處于探索階段，醫療條件簡陋，醫務人員業務水平偏低，管理制度也不健全。盡管如此，建國初期農村合作醫療的出現，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為以后農村合作醫療的全面創建奠定了基礎。

　　20世紀60年代，農村合作醫療在曲折中發展。農村看病難問題雖有一定改善，但農村醫療保障的供需矛盾仍然非常突出。

　　為了更好地解決農民看病難問題，衛生部根據中央指示，于1964年4月下發了《關于繼續加強農村不脫離生產的衛生員、接生員訓練工作的意見》，提出：“在3—5年內，爭取做到每個生產大隊都有接生員，每個生產隊都有衛生員。”昆明醫學院健康研究所編《從赤腳醫生到鄉村醫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該《意見》對農村醫療隊伍建設和醫療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1965年1月，毛澤東結合當時正在進行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發出了“組織城市高級醫務人員下農村和為農村培養醫生”的號召。同年6月26日，毛澤東針對我國醫療資源布局不合理和農村缺醫少藥等問題，作出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9月，中共中央批轉了衛生部黨組《關于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

　　此后，在各級黨委、政府的重視下，農村合作醫療進入迅速發展階段。一方面，一大批城市、部隊“巡回醫療隊”下到農村，為農民看病治病;另一方面，“巡回醫療隊”又積極培訓農村醫生，擴大了農村醫療隊伍，提高了農村醫療服務水平。至1965年，山西、湖北、江西、江蘇、福建、廣東、新疆等地的部分農村，實行了農村合作醫療。[參見《當代中國的衛生事業》(下)，第65頁。]

　　二、“文化大革命”期間農村合作醫療的超常規發展

　　“文化大革命”期間，農村合作醫療出現了超常規的發展態勢。1968年11月，毛澤東親自批轉了湖北省長陽縣樂園人民公社舉辦合作醫療的經驗，并稱贊“合作醫療好”。12月5日，《人民日報》刊發《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制度》的報道，介紹了樂園人民公社的合作醫療經驗。報道認為，合作醫療制度解決了農民群眾看不起病，吃不起藥的困難，農民的身體健康有了基本保障，“農業合作化挖了窮根，合作醫療挖了病根”。參見《人民日報》1968年12月5日。

　　隨后，《人民日報》用一年時間，連續組織了23期專稿，開展大討論。其主題是贊揚合作醫療制度的優越性，交流鞏固和發展合作醫療的經驗，提出進一步搞好合作醫療的建議。在這次大討論的推動下，從1969年起，全國出現了大辦農村合作醫療的熱潮。

　　1976年7月，衛生部向中共中央、國務院遞交書面報告，總結全國農村合作醫療事業的發展情況，高度肯定了赤腳醫生在農村衛生事業中的積極作用，并建議：“赤腳醫生、合作醫療已經發展起來的地方，要抓緊充實提高;還沒有辦起來的地方，特別是國防邊境、少數民族地區、高寒山區、老革命根據地、漁區、牧區，要積極地、有步驟地、因地制宜地盡快辦起來。”據1977年底統計，全國有85%的生產大隊實行了合作醫療，人口覆蓋率達80%以上。全國赤腳醫生達150多萬人，生產隊的衛生員、接生員共有390多萬。最鼎盛時，農村從事醫療衛生工作的(不脫產)人員達500多萬。[參見衛生部基層衛生與婦幼保健司編《農村衛生改革與發展文件匯編(1951—2000)》，第419頁。 ]

　　農村合作醫療不僅在國內受到農民群眾的歡迎，而且在國際上也得到了好評。1974年5月，在第27屆世界衛生大會上，中國農村合作醫療受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普遍關注，引起了許多國家的極大興趣。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把中國農村合作醫療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范”。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在1980—1981年年報中稱：“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落后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李硯洪：《赤腳醫生》，《北京日報》2008年1月22日。 ]

　　在此期間，由于受“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想的影響，農村合作醫療也存在著許多問題：一、各地以政治運動形式推進農村合作醫療，以迎合政治需要，客觀上扭曲了農村合作醫療的性質;二、片面追求醫療費的減免率，甚至搞“一刀切”，形式主義較為嚴重;三、缺乏有效的管理機制，不管有病無病，大病小病都要開藥、開好藥，導致醫療資源的浪費;四、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一些地方出現了挪用合作醫療資金、胡亂報銷等問題，出現“群眾交錢，干部吃藥”、“干部吃好藥，群眾吃草藥”等現象;五、通過行政手段配置農村醫療資源，違背了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傊�，這一時期的農村醫療保障體系框架脆弱，脫離農村生產力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處于畸形發展狀態。

　　三、20世紀80年代農村合作醫療一度出現嚴重萎縮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中央、國務院首先對農村合作醫療進行制度化的改革嘗試。1978年3月5日，全國人大五屆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逐步發展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公費醫療和合作醫療等事業，以保證勞動者享受這種權利。”《人民日報》1978年3月8日。從而把農村合作醫療事業納入法律范疇。

　　1979年12月，衛生部等五部委聯合發布了《農村合作醫療章程(試行草案)》，這是實行改革開放后國家頒布的第一個有關農村合作醫療的規范性文件，拉開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的序幕。該文件對農村合作醫療的舉辦形式和管理機構、基金和管理制度、醫務人員管理、藥品管理等問題作了全面細致的政策性規定，試圖擺脫長期以來的政治束縛，使農村合作醫療步入規范化的軌道。參見《人民日報》1979年12月24日。

　　但是，由于歷史遺留問題太多，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舉步維艱。1980年，衛生部進行了專題調研。據統計，全國約有90%的行政村(生產大隊)實行合作醫療，覆蓋了農村85%的人口。全國共有125萬名赤腳醫生，承擔了農村醫療服務的主要任務。[《農村衛生改革與發展文件匯編(1951—2000)》，第419頁。]但是，農村醫務人員業務素質良莠不齊、待遇偏低等問題十分突出。1981年2月，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關于合理解決赤腳醫生補助問題的報告》�！秷蟾妗氛J為：“赤腳醫生是農村開展醫療衛生工作和計劃生育工作的重要力量，其中約1/3左右的人已達到相當于中專水平。他們同民辦教師一樣，是農村的知識分子、技術人員。”《報告》提出：“凡經考核合格、相當于中專水平的赤腳醫生，發給鄉村醫生證書，原則上給予相當于當地民辦教師水平的待遇。”同時，為了改變長期以來由貧下中農管理農村衛生事業的做法，《報告》建議：“赤腳醫生的調動、培訓、考核、發證和政府補助費的管理均由縣衛生局負責。”[參見《人民日報》1981年3月25日。應當說，這是一個鞏固、完善合作醫療制度的重要文件。 ]

　　20世紀80年代，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村醫療衛生保障供需矛盾的日益尖銳，導致農村合作醫療因不適應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出現了嚴重萎縮。據1989年底統計，全國農村合作醫療的參與率僅剩4.8%，且大多數農村醫療衛生機構已經解體。

　　這主要有以下原因：一、80年代初，我國對125萬名赤腳醫生進行了統一考核，結果只有64萬人通過并獲得“鄉村醫生”證書，農村醫務人員的銳減，必然影響合作醫療事業。1985年，衛生部決定停止使用赤腳醫生名稱。二、農村合作醫療實質上是一種集體福利事業，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村經濟結構的轉變使得用于集體福利的經費大幅度減少，造成合作醫療經費匱乏。另一方面，農村政策放寬后，增加了許多就業門路，一部分農村醫務人員棄醫改行，加速了農村合作醫療事業的萎縮。三、一些地方領導錯誤地將農村合作醫療作為“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想的產物加以否定。

　　農村合作醫療出現困境和萎縮之后，衛生部等相關部門先后進行了一系列的專題調研：如1985—1993年，衛生部與美國蘭德公司合作在四川簡陽、眉山兩縣進行了“中國農村健康保險制度系列研究”;1987年，衛生部與安徽醫科大學聯合進行了兩省一市“農村合作醫療保健制度系列研究”;1988年，衛生部政策與管理研究專家委員會進行了“中國農村醫療保健制度研究”，從而為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礎。

　　四、20世紀90年代農村合作醫療逐步走出低谷

　　農村合作醫療的萎縮，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1990年6月，衛生部等五部委向國務院遞交了《關于改革和加強農村醫療衛生工作的請示》，分析了農村合作醫療出現嚴重萎縮的主要原因，建議“把加強農村醫療衛生工作作為重點，提高到各級政府的議事日程”，要求各級領導“從衛生事業發展長遠戰略著眼，從當前農村衛生事業嚴重不足，城鄉之間醫療衛生資源分布極不合理情況出發，通過整頓和深化改革，將農村衛生事業振興起來，并把‘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作為農村衛生工作的目標”。[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編《新時期農業和農村工作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20頁。]1991年1月，國務院批轉了該文件，要求各地參照執行。這是啟動農村合作醫療新一輪改革的重要文件。但當時農村合作醫療基本解體，尚存的農村醫療室(站)也被個人承包經營，農村合作醫療改革依然困難重重。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開始了一系列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價值取向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1993年，衛生部等部委在全國進行了一次專題調查，提出了《加快農村合作醫療保健制度的改革與建設》的研究報告。與此同時，世界衛生組織也在關注中國農村合作醫療出現的暫時困難，1994年7月上旬，啟動了“中國農村合作醫療保健制度改革研究”項目。隨后，由世界銀行貸款，衛生部等部委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在全國7省(區)71個貧困縣實施“加強中國農村貧困地區基本衛生服務項目”，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支持建立和完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1996年，由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資助的“中國貧困地區衛生保健籌資與組織”課題研究，在我國中西部8省10縣22個鄉進行。

　　1996年7月，衛生部在河南召開全國農村合作醫療經驗交流會。會議分析了農村合作醫療的產生、發展和作用，明確了發展和完善合作醫療的目標與原則，提出了發展和完善農村合作醫療的具體措施。[參見《人民日報》1996年7月16日。會后，在全國范圍內的試點工作有序展開。]

　　1996年12月，全國衛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會上強調指出：“現在許多農村發展合作醫療，深得民心，人民群眾把它稱為‘民心工程’和‘德政’。看來，加強農村衛生工作，關鍵是發展和完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這是長期實踐經驗的總結，符合中國國情，符合農民愿望。要進一步統一認識，加強領導，積極、穩妥地把這件事情辦好。”[《人民日報》1996年12月10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在會上指出：“在農村衛生工作中，已明確把建立縣鄉村三級衛生服務網、合作醫療制度和鄉村醫生隊伍作為三大支柱。這個方向是正確的，要認真堅持下去。”[《人民日報》1996年12月11日。 ]

　　隨后，中央下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的具體要求：“要在政府的組織和領導下，堅持民辦公助和自愿參加的原則�；I資以個人投入為主，集體扶持，政府適當支持。”“力爭到2000年在農村多數地區建立起各種形式的合作醫療制度，并逐步提高社會化程度。”[轉引自汪時東、葉宜德：《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回顧與發展研究》，《中國初級衛生保健》2004第4期。]應該說，這是中央對1991年制定的“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目標的修正，體現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任務的艱巨性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1997年5月，國務院批轉了由衛生部等五部委提出的《關于發展和完善農村合作醫療的若干意見》，對農村合作醫療的性質、組織機構、隊伍建設、醫療資金使用和管理監督等有關事項作了政策性規定。11月，衛生部發出《關于進一步推動合作醫療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合作醫療的宣傳動員、管理培訓、引導等工作。

　　此后，各地都在積極探索農村合作醫療的新模式。如湖北省武穴市建立了“農民合作醫療代表大會制度”，由農民自己討論合作醫療方案、審查合作醫療基金的使用情況、監督合作醫療中的不正之風和醫德醫風等。

　　這一階段的合作醫療制度改革，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最終沒有實現1997年提出的“2000年在農村多數地區建立起各種形式的合作醫療制度”的計劃。主要原因是：一、籌集醫療基金采取“以個人投入為主”的做法，覆蓋面不容易擴大;二、當時，我國經濟發展處于調整期，中央和地方財政都拿不出更多的資金用以支持農村合作醫療的發展。

　　盡管如此，中央和地方的一系列的改革嘗試，使長期處于萎縮狀態的農村醫療衛生事業出現了轉機，呈現出恢復與發展態勢，為以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礎，積累了經驗。

　　五、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探索與建立

　　進入21世紀后，我國農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城鄉居民收入、衛生資源配置及社會保障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卻在逐步拉大，農民看病難、看病貴，因病致貧、返貧的現象十分突出。這不僅嚴重威脅廣大農民的身體健康，而且也制約了農村發展。顯然，解決好農民醫療衛生保障問題，不僅已成為尊重農民生存權的問題，更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因而，建立新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成為黨和政府面臨的一件大事、急事。

　　從2001年起，我國開始探索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2001年5月24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務院體改辦等五部委聯合提出的《關于農村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指導意見》，該《意見》要求：“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加強對合作醫療的組織領導。按照自愿量力、因地制宜、民辦公助的原則，繼續完善與發展合作醫療制度。合作醫療籌資以個人投入為主，集體扶持，政府適當支持，堅持財務公開和民主管理。提倡以縣(市)為單位實行大病統籌，幫助農民抵御個人和家庭難以承擔的大病風險。”[《人民日報》2001年9月11日。 ]

　　2002年10月29日，國務院召開了全國農村衛生工作會議，副總理李嵐清在會上強調指出：“要在政府引導和支持下，以大病統籌為主，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民互助合作醫療，重點對大額醫療費用或住院費用給予適當補助。要多渠道籌集資金，對農村貧困家庭實行醫療救助。”[《人民日報》2002年10月31日。]同日，中央下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提出“逐步建立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到2010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要基本覆蓋農村居民”的目標，要求“各級政府要逐年增加衛生投入，增長幅度不低于同期財政經常性支出的增長幅度”。[參見《人民日報》2002年10月30日。]這個《決定》的下發，拉開了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探索的序幕。

　　隨后，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衛生部等部委制定的《關于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該《意見》重點圍繞開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的重要性和艱巨性、目標任務、原則、做好宣傳和引導、加強組織管理、選擇試點縣(市)、開展基線調查、確定籌資標準、完善資金收繳方式、合理設置統籌基金與家庭賬戶、合理確定補助標準、探索手續簡便的報賬方式、加強基金監管、努力改善農村衛生服務條件、加強農村藥品質量和購銷的監管等方面提出了具體的指導意見。[參見《人民日報》2004年4月16日。 ]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試點工作就此在全國各地陸續展開。據統計，截至2004年10月，全國已有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在310個縣(市)開展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覆蓋農業人口9504萬人，實際參合農民6899萬人，參合率為72.6%。全國共籌集資金30.21億元，其中，各級財政補助15.01億元，農民個人繳費10.88億元，集體和社會贊助4.32億元。截至2004年6月，已有4194萬人次的醫藥費用得到報銷，報銷金額13.94億元，占籌資總額的46.14%，其中，住院醫藥費用平均有27.25%得到報銷。[參見《人民日報》2004年11月6日。農民看病難、看病貴，因病致貧、返貧的情況得到初步緩解。 ]

　　2005年8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題研究農村合作醫療經費補助問題，提出要進一步加大中央和地方財政支持力度，2006年將試點的縣(市、區)由占全國的21%擴大到40%左右，中央財政對參加合作醫療農民的補助標準在原有每人每年10元的基礎上再增加10元，同時將中西部地區農業人口占多數的市轄區和東部地區部分參加試點的困難縣(市)，納入中央財政補助范圍。地方財政要相應增加補助。不提高農民的繳費標準，不增加農民負擔。[參見《人民日報》2005年8月11日。 ]

　　為加速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2005年9月召開了全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會議。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會上強調指出：各地要加大力度，加快進度，突破難點，積極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健康發展。[參見《人民日報》2005年9月15日。 ]

　　經過近四年的探索，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進展順利，黨中央、國務院決定提前在全國全面推進。2007年1月召開的全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工作會議，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從試點到全面推進的一次關鍵性會議。會議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定位、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防止單純追求覆蓋面、建立穩定的籌資機制、探索建立多形式的籌資方式和規范財政補助資金的撥付機制，以及提高農村醫療保障水平、加強醫療服務和醫藥費用監管等問題作了具體要求。

　　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把“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確立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之一，為我國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參見《人民日報》2007年10月25日。 ]

　　在2008年2月的全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工作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強調指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符合我國國情，符合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與農民經濟承受能力和醫療服務需求基本適應，在減輕農民醫療負擔、緩解因病致貧和返貧狀況、保障農民健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是我國農村衛生改革發展的重大制度創新和現階段農民基本醫療保障的重要實現形式。”她還對五年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積累的寶貴經驗進行了總結：“一是認真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把解決民生問題作為政府的基本職責，放到突出位置。二是堅持試點先行、循序漸進的原則，充分尊重廣大農民的意愿。三是始終堅持為民、利民、便民的宗旨，不斷改進工作方法，完善政策措施。四是鼓勵農民參與，實行民主監督。”[《人民日報》2008年2月16日。 ]

　　2009年1月8日召開的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指出：“經過幾年努力，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已經實現全覆蓋。目前我國新農合全面覆蓋所有含農業人口的縣市區，參加新農合人口超過8.1億，參合率達到91.5%。今后的工作重點要轉到鞏固和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加強基金管理，規范醫療行為，不斷提高群眾受益的保障水平。”[《人民日報》2009年1月9日。 ]

　　盡管目前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還有一些問題有待探索，如統籌層次較低的問題，大病與門診之間的統籌、農村與城鎮醫保的銜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與醫藥體制的接軌問題等，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正在發揮著巨大作用：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與公費醫療、勞保醫療一道，初步構成了我國醫療保健制度的三大支柱，對人民身體健康起到了巨大的保障作用;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不斷完善了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建設，使醫療預防保健工作在廣大農村能夠順利開展起來，為農村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提供了保障;三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有利于農民的家庭穩定和睦、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村社會的穩定。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探索與改革，我國終于建立起了符合我國國情的新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這是黨中央、國務院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大重要舉措，是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的一個重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