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穿越湖北、山東和河南三個省份，經過兩個多月的調查、取證，襄樊市版權局和襄樊公安局治安支隊聯手破獲一起侵犯出版社版權的案件。省新聞出版局版權處負責人介紹，該案查獲的盜版幼兒教材數額之多，是今年我省“掃黃打非”打擊侵權盜版教材“第一案”。

　　1日從襄樊市公安部門傳出消息，該市參與此案的一位機關干部已被逮捕，此前被列為網上追逃對象的另一犯罪嫌疑人于上周六投案自首，這意味該案成功告破。

　　機關干部參與團伙作案

　　宜城學前班都在使用盜版教材

　　今年9月4日，襄樊市版權局接到湖北少兒出版社舉報：該市所轄宜城市發現大量侵犯湖北少兒出版社學前班教材版權的盜版書。根據舉報，襄樊市新聞出版局立即對宜城市小河鎮新華小學進行了現場檢查。令執法人員吃驚的是，新華小學學前班29名學生使用的教材《學前班學會學習課程》，竟然全部為盜版。執法人員立即將180冊盜版教材查扣。

　　執法人員調查了解到，小河鎮中心學校共管十七個小學，共有200多名學前班學生，本學期使用的教材全部是從湖北省教育書刊社宜城分社（以下簡稱“宜城分社”）采購的。

　　9月10日，該市公安部門傳喚“宜城分社”負責人吳某。吳某交代，今年6月23日，“宜城分社”根據宜城市新入學兒童數量，征訂了2000多套學前班教材，這批教材是宜城市一位機關干部王某介紹一個武漢書商李某發過來的。

　　根據吳某提供的合同、書目單以及物流清單，可以看到這批由武漢發過來的圖書中還有一部分幼兒園教材和教師指導用書，加上學前班教材，合計2000余套共計12690冊，涉及金額6萬余元。

　　襄樊市版權局有關負責人稱，從調查結果看，宜城地區學前班孩子本學期開學時使用的均為盜版教材。

　　由于證據確鑿，加上違法所得數額巨大，襄樊市公安部門將此案列為刑事案件，并奔赴山東、河南等地取證，抓獲提供盜版教材的書商李某。目前，該案還在進一步深挖之中。

　　盜版幼兒教材層層加碼

　　中間人、書商、書販、書刊發行社負責人形成利益鏈

　　據襄樊市公安局治安支隊彭剛介紹，從案件審理過程中不難發現，經過書商、中間人、書刊發行社等一系列環節后，價格低廉的盜版幼兒教材層層加碼，最后以正版教材的價格賣給學生，其中豐厚的利潤被“書蟲”們侵吞。

　　先看盜版教材銷售鏈條：宜城市某機關干部王某向“宜城分社”吳某提供盜版幼兒教材訂購信息，王某和山東濟寧書販戚某取得聯系，經過戚某的“運作”，吳某從武漢圖書大世界一書商處獲得盜版教材，并將盜版幼兒教材提供給學校。

　　在此過程中，這位書商按正版教材價格（一套價格為28元）的2.3折，將盜版教材賣給戚某，戚某和王某、王某和吳某又分別以4.0和5.8折簽訂購書合同，分別通過差價獲取提成。“一次查獲上萬冊盜版教材，這是近年來我局查獲盜版幼兒教材數量最多的一起團伙案件。”
　　據襄樊市版權局紀檢組長來其發透露，價格低廉的盜版教材經過“層層盤剝”利潤豐厚，不法分子不惜以身試法，鋌而走險，他們采用“單線聯系”的方式作案，給案件偵破增加了不少的難度。
　　湖北少兒出版社副社長陳玲說，目前全省幼兒園使用盜版教材情況非常嚴重，近期，該社在宜城、棗陽、谷城、大冶、鄂州、潛江、監利、公安、枝城、浠水、麻城、咸寧等地發現，當地不少幼兒園都在違規使用侵犯該社版權的盜版教材。

　　“湖北省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目前審定通過的學前班教材共有兩套，湖北少兒出版社出版一套，但少兒社出版的學前班教材在省內的發行量，只占全省學齡前兒童數量的三分之一。”陳玲說，全省5—6歲學前班學生有50余萬人，據保守估計，全省可能有10余萬學前班幼兒在使用盜版教材。

　　陳玲說，市場上對該社出版教材的盜版多達四五種，也就是說，不止一個源頭在從事盜版活動。她認為，由于幼兒教育未納入義務教育，在盜版幼兒教材的印制、發行環節中缺乏相應的監督機制，造成盜版現象猖獗。

　　盜版教材質量低劣

　　對幼兒視力健康影響很大

　　雖然盜版和正版的學前班教材封面“長”得一模一樣，但是，經過仔細辨認，還是可以分辨出不同點。    

　　湖北少兒出版社有關人士稱，該社出版的正版教材封面上有非常清晰的凸起來的社標圖案和“xueqianban”拼音文字，這是采用壓印技術的一種專用防偽標記，但盜版學前班教材封面上沒有這種防偽標記；此外，正版教材紙張質量較好，文字清晰，色彩鮮艷，而盜版教材紙張粗糙發黑，色彩灰暗，有些地方文字模糊不清，制作工藝差，甚至有錯頁現象。

　　一本好書就像是一個好的老師。湖北省學前教育專業委員會秘書長、省實驗幼兒師范學校副校長陳志超說，盜版教材文字、圖案印制粗糙，書中拼音及文字錯誤很多，對處于學齡前兒童來說，會造成他們認讀上的偏差，對幼兒視力健康影響很大。

　　“一般而言，幼兒園（包括學前班）應使用經省教育廳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審定的教材，公辦幼兒園由于要接受教育主管部門的檢查，在教材的使用上比較規范。”陳志超說，由于大量民辦幼兒園在教材使用上缺乏監管，為盜版書的銷售留下了“操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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