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劍橋大學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以下簡稱“劍橋社”）掌門人潘仕勛表示，目前劍橋社大概有22%的收入來自于數字出版，10年后這個比例將達到2/3。“傳統出版不會消亡但其日漸萎縮之勢已無可避免，未來，數字出版將成為出版業的主流。”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這家擁有400多年歷史的世界知名教育與學術出版社，自互聯網問世以來就一直致力于數字出版形態的探索與創新，英國《金融時報》稱之為“數字出版的先驅之一”。
   

　　那么，英國的數字出版業發展現狀如何？劍橋社在數字化出版探索進程中遇到了哪些問題與困難？其對數字出版有著怎樣的思考、探索和實踐？潘仕勛（Stephen Bourne）與劍橋社亞太區負責人包睿思（Chris Boughton）向記者一一進行了介紹。
   

　　現狀： 數字革命成為必然選擇
   
　
　　據潘仕勛介紹，英國的數字出版業態包括在線出版、在線教育、移動閱讀等，目前電子書產業的市場需求及份額還比較小，并未成為市場的主導力量。“應該說，英國還沒有真正開始數字化。盡管數字出版目前的規模較小，但是份額每年都在增長，與之相比，傳統出版業務則在萎縮，因此，出版商也開始認識到數字出版的重要性。”
   

　　劍橋社成立于1514年，該出版社每年有2000多種印刷版和電子版出版物面世，銷售額折合人民幣約20億元。5年前，劍橋社數字化出版物約占其銷售額的12%，現在這一數字超過了20%且每年還在增長。
   

　　潘仕勛表示，2002年以后該社開始全面數字化，充分利用其優質內容在出版形態上進行擴展：利用劍橋大學圖書館600余萬冊的藏書掃描成電子書，與微軟、谷歌、日立公司等合作電子書出版業務，實現了學術圖書業務線上的突破；將其旗下230多種學術期刊全部數字化并在全球銷售；在英語學習方面，劍橋社已構架了與教材搭配的英語在線學習系統及電子互動白板等最新教學軟件；通過自己的平臺，幫助中小出版社開展數字化業務……在潘仕勛看來，這些都在為劍橋社的未來打地基。
   

　　“我們的目標是將內容通過Kindle、iPad，及iPhone、Android系統的手機終端設備等各個平臺發布，未來用數字出版與傳統出版兩條腿走路。”潘仕勛說。
   

　　難題：在經營與保護間尋找平衡
   

　　國內數字出版產業在發展進程中所遭遇的問題，英國從業者也未能幸免，比如巨大的投入、格式問題、版權保護等。
   

　　據潘仕勛介紹，目前英國市場上的數字出版格式達8種之多，包括Kindle、PDF、ePub等。“不同的平臺擁有不同的格式，各家都在競爭，這種格局難以在短時間內解決，不過未來可能會有2家~3家占據主導。”標準不一無疑加大了電子書普及的難度，而數字版權的保護也是劍橋社最為頭疼的問題。
   

　　“在將越來越多的內容進行數字化、在線出版的過程中，我們遇到了很大的挑戰：別人很容易在你的平臺上獲取內容，反過來又在他自己的平臺上以更便宜的價格進行銷售。”潘仕勛說。
   

　　而在包睿思看來，問題的關鍵不僅僅是對版權進行有效保護，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版權的保護與經營上找到良好的平衡點。“版權保護說來也容易，但問題是在版權得到保護的同時還要保證用戶的閱讀體驗。格式、版權保護技術都會使用戶的使用受到限制，比如有人新買了一部手機，但是他此前購買的內容由于受到限制而無法應用到新的終端上，這對用戶來說顯然是不方便的。因此，在內容的保護與使用的開放便捷性上，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平衡。”在包睿思看來，蘋果的模式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樣本，一方面其擁有對內容進行保護的DRM技術，使下載內容不能在未經授權的設備上使用，同時又允許同樣的內容在最多5個授權設備上進行流通，賦予用戶一定的自由度，這樣的模式值得出版界借鑒。
   

　　針對不良廠商的盜版，包睿思有自己獨到的看法，在他看來，數字化在為盜版帶來方便的同時也為出版商反盜版開啟了一扇窗。“通過相關軟件技術，出版商也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盜版，并進一步采取措施打擊盜版，這也是目前劍橋社所采取的方法。”潘仕勛還指出，出版商需要不斷更新自己的內容，以加大盜版的成本。
   

　　潘仕勛和包睿思特別強調了中國在反盜版中取得的成績。“我們很高興看到的一個轉變是，中國的出版人現在越來越多地開展數字出版，并且十分關注國外同行們遇到的相關問題。目前中國有關管理部門也在積極行動，對數字版權加以保護，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局面。”
   

　　發展： 數字出版如何掘金
   

　　數字出版風生水起，而如何賺錢仍然是一道重要命題。“數字出版在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巨大的挑戰。比如，5年前讀者需要付費購買一份報紙，而今天出版商則是免費提供報紙并試圖通過廣告等其他方式賺錢。這就意味著，有時你的商業模式要發生根本性的轉變，而這樣的嘗試可能是你以前從來沒有做過的。”在潘仕勛看來，數字出版要想挖到金子，其根本是要使用戶得到更好的閱讀體驗。“因為，用戶是在為數字出版所提供的體驗付費”。
   

　　“當然這一切意味著商業模式上的轉變。比如，價格要便宜，要提供更豐富的產品，特別是要具有增值服務，才能使數字出版較之傳統出版具有特別吸引讀者的優勢。”潘仕勛認為，數字出版要為人們提供知識、信息及娛樂。據悉，劍橋社前不久剛剛與美國探索頻道（Discovery）達成合作，將后者的影片及相關節目材料植入到劍橋社的相關教育產品中，希望為讀者提供不同于此前的豐富立體的閱讀體驗。
   

　　潘仕勛同時強調，學術出版與大眾出版有很大的不同，這也決定了兩者在商業模式上的異同。“我們每年大概出版2600多種圖書，這些圖書都是比較高端、專業的學術書籍，有時候一本圖書也就賣600本，這就決定了我們在價格策略上比較穩定，電子書的價格基本與紙書持平。但同時在銷售上我們采取的方式是定制的、個性化的，我們會根據高校、圖書館等用戶的需求對自己的優質資源進行排列組合，生成符合市場需求的個性化的數據庫產品。”針對很多網絡發行商、數字出版商壓低電子書定價的做法，潘仕勛表示：“規則很簡單，如果你認為在線或者數字出版能實現薄利多銷，你就可以降價；但如果數字出版不能實現薄利多銷，低價只會毀了這個產業。”
   

　　在包睿思看來，傳統出版業一定要擁有自己的平臺才能有話語權。“包括英美等西方國家有很多內容集成商、技術提供商、整合商等，在最開始開展數字化業務時，劍橋社也在猶豫是否需要建立自己的銷售平臺。隨著產業的日漸成熟，我們意識到搭建自己平臺的重要性，而且根據用戶需求定制其自己的數據庫，對書、刊等全部內容進行交叉集成檢索等功能也是集成商無法提供的。出版商自己的平臺從使用到購買都是以用戶需求為導向的，這是我們最大的優勢，未來我們會繼續與集成商合作，但更重要的還是發展并壯大自己的平臺。”包睿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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