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進步

　　2009年，中華環保聯合會曾發起過兩起環境公益訴訟，一起接受調解，一起以撤訴告終。馬勇表示，當時接受調解是因為被告應中華環保聯合會的訴訟要求，完全停止了產生污染的那部分業務；同樣，撤訴也是由于被告行政機關做出了具體的行政行為，按照法律規定，達到了訴訟目的。

　　馬勇表示，此次貴陽的環境公益訴訟能夠勝訴，得益于“地利人和”的優勢。首先，貴州省此前通過相關條例，使得像中華環保聯合會、貴陽公眾環境教育中心這樣的民間環保社團，獲得了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

　　他說，國內民間環保組織絕大多數以環境教育、培訓宣傳為主，能夠提供專職環境法律服務的非常少，和地方環保社團共同提起訴訟的嘗試，不僅能提升他們參與環境公益訴訟的積極性，也提高了外界對環境公益訴訟的關注度。

　　然而，該案的勝訴只是環境公益訴訟的一次有限進步。據馬勇介紹，被告定扒造紙廠是一個生產能力年僅6000噸的小造紙廠，本身屬于即將被關停淘汰的企業。馬勇承認，如果是對當地利稅有著重大貢獻的大企業，這樣的訴訟是否能提起，能否立案，會不會得到公正判決等諸多方面，都將面臨各種巨大壓力。

　　同時，根據他們的調查，定扒造紙廠從2003年開始偷排污水，以每噸造紙排放20噸污水，每年即向南明河排放10.8萬噸污水，其一年的超標排污費就達數百萬元。而定扒造紙廠每年所交納的稅收只有60多萬元，遠不足以支付南明河的污染治理費用。定扒造紙廠偷排污水，每年可為其“節省”數以萬計的費用。但對南明河造成的污染損失卻難以估量。法庭出示的檢測報告顯示，其排放的污水超出國家排放標準幾十倍。

　　盡管原告在法庭上強調，對定扒造紙廠造成的污染損害，保留追訴的權利。但已經關停的定扒造紙廠，注定永遠無法彌補它對南明河造成的危害。

　　在昆明市環保局發起的云南首宗環境公益訴訟中，兩名被告分別是昆明羊甫聯合牧業有限公司(下稱羊甫公司)，以及羊甫公司主要股東注資成立的昆明三農農牧有限公司(下稱三農公司)。三農公司具體負責的生豬養殖小區，為昆明市嵩明縣楊林鎮大樹營村附近的水源地大龍潭帶來了污染。

　　2011年1月11日，云南省安寧市環保法庭開庭審理一起液氨傾倒案。2010年5月22日，受私人車主雷鍵雇用駕駛液氨罐槽車的吳朝建，在一個村子的灌溉渠內偷排罐車內剩余液氨，導致附近村民莊稼和魚塘遭殃。這也是云南省首例因非法排污污染環境、危害公共安全，以投放危險物質罪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例。

　　不過，與那些背景深厚的肇事企業或個人相比，羊甫公司和三農公司，雷鍵和吳朝建均被環保人士稱為“軟柿子”。

　　2010年5月，環保組織重慶市綠色志愿者聯合會，對國電陽宗海發電有限公司脫硫設施運行不正常，二氧化硫減排不力，提起環境公益訴訟，但據稱被昆明市中級法院擱置，至今未能立案。“環保法庭只打蒼蠅，不打老虎。這就是潛規則。”代理律師之一、北京中咨律師事務所夏軍律師表示。

　　
　　有益嘗試

　　在馬勇看來，目前很多環境保護，包括節能減排，幾乎全靠行政手段解決。行政執法手段的不力，致使許多企業屢查屢犯。而環境公益訴訟作為法律手段，可以解決一些行政手段難以解決的環境問題。

　　依靠法律手段保護環境，必須于法有據。而法律空白導致相關執法、司法部門認識存在分歧，致使環境公益訴訟在很多地方陷入困境。

　　一則來自云南省檢察院官方網站的消息，披露了云南省嘗試通過聯發規范性文件乃至部門地方立法的方式，破解環境公益訴訟困局。

　　這份名為《云南省環境公益訴訟實施辦法(征求意見稿)》(下稱《意見稿》)的文件，已經起草完畢，準備征求相關部門和專家的意見。

　　談及起草《意見稿》的初衷，云南省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張興榮說，現行法律制度規定，原告必須證明與被告具有直接利害關系，必須是環境污染的受害人。這樣的法律規定不僅不適應環保要求，也讓司法實踐陷入兩難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