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慶照做，得逞。

　　李國慶積極地表明才干。大三時，他當上了學生會副主席，學代會會長。當時的北大每月一次學生提案，對學校各方面提意見。學校書記和校長都在，然后讓各個處接受學生質詢，回答問題時，每個人不能超過5分鐘。李國慶是主持人。保衛處、房產處、教務處處長們都想利用校長和書記在的時候表現。李才不管呢。“到五分鐘，我就讓他們下去，不下去的我就給他們拽下來。”李樂呵呵地說。

　　有一次，學生向學校反映，北大一萬多名學生騎自行車，校園只有6個打氣的氣筒，還老壞。后勤處長說，修了還壞索性不修了。李國慶說，你就要保證學生隨時用隨時是好的。最讓李國慶津津樂道的還是和食堂鬧。他把高中的經驗平移到大學，并進行了局部創新。他設計獎勵方式，學生們的飯票有10％帶“獎”字。“七個食堂里，你們覺得哪個食堂好，就把帶獎字的飯票花在哪。”他說道，“當時有效。”

　　后來，李國慶發現，一萬多人七個食堂，一個食堂要接待兩千多人，皇帝的女兒不愁嫁。后來，哪個食堂伙食差，李國慶讓其他的食堂做好的飯，一車車地推出來在差評的食堂門口賣。還不行，學生會組織在差評食堂門口賣方便面。

　　“我那個時候把我自己都當成校領導了。”李說道，“哪的電線桿子該修沒修，黑燈瞎火，我就直接打一個電話。還不是我打，先讓秘書撥好電話，我再拿過來。我說，我是李國慶，三天內必須把這兩個電線桿子路燈給我安好，安不好咱們下個月質詢會見。”

　　那是李國慶最為膨脹的時期。

　　19歲就和李國慶成為好朋友的楊小冬并不知道朋友天天在折騰什么。他只知道，這個朋友是要走仕途的。和李一樣，楊小冬的臉左右也有點不平衡。“上大學的時候，我會在這方面缺乏自信，他是影響我最多的一個朋友。他跟我一樣先天臉不平，但他從來不會在乎這事。”

　　李國慶哪有時間跟朋友同病相憐，發感慨，早出去挑刺兒了。80年代的北大校園地處蠻荒之郊，經常有學生在校園里挨揍。有一回，看李不順眼的人勾結校外的搗亂分子威脅恐嚇他。他掏出學生證，振振有詞道：“我是北大學代會會長，請你們要考慮后果。”對方說：“我們打的就是你。”

　　第二天，李找到學校派出所。“為什么學生老挨打”，“你們是干什么的”。最后，經學校同意，學生會組織了學生自衛隊，一人發一個大木棒。“我記得川軍東北軍最勇敢。”李笑著說。有一次，學生自衛隊跟社會上的“壞蛋組織”對抗。結果，北京市公安局來了一百多輛摩托車，保護著學生怕鬧出事件。

　　時任北大校長丁石孫評價道，李國慶是能鬧，但都是正統地鬧。李回憶起這些，沉浸其中，樂不思蜀。事實是，并不全是如此快意江湖——李國慶所說的秘書，與其說是助手，倒不如說，是來監督他的；最不能理解的是，一位學生會副主席、學代會會長在大學時期并沒有入黨。

　　“在大學時，他是一個很極端的，很有爭議的一個人。因此沒能入黨。”李國慶一位大學同學回憶。

　　在這位同學看來，入黨不成對他打擊很大。“大學畢業，我們班只有三個還是團員的，他就是其中一個。”這位同學說，“我都入了黨，卻沒有他。我對他說，開始時，你應該做惡人，然后改邪歸正就好了。你老也不瞻前顧后地做好人好事，這些事最終人家要先了解你的動機再去理解事情本身。”

　　多年后，此番話，這位同學送給了商人李國慶。

　　說起這段往事，李國慶抽了一根煙。

　　在同學眼里，李國慶是怪人。一方面，他參加學生會、學代會這些組織；另一方面，他又不太忠誠于這些組織。他經常會冒出點跟主流意見不一樣的觀點。然后再平衡于兩者之間。“他自恃甚高，渾身上下優越感。”他的同學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