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商務印書館與一些重要學人的交往史料。商務印書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版的紀念文集中，收錄了1949年前，國內一些重要學者與商務印書館的交往材料，像顧頡剛、馮友蘭、賀麟、費孝通、陳岱孫、王力、胡道靜、顧廷龍等，都有文章介紹。但依然還有一些重要的信息被忽略。

    鋼和泰與商務印書館的關系便是一例。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特藏部所保存的俄國學者鋼和泰（Baron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男爵檔案中，有一部分未刊文檔與商務印書館有關，其牽涉的人員包括胡適、王云五、丁文江、梁啟超等。1922年，在北京大學任教的鋼和泰男爵，因為聯系出版《大寶積經迦葉梵藏漢文六種合刊》（1926年底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而與商務印書館有書信往來。這是一項有相當難度的學術出版工程，從書信往來情況以及從1922-1926年出版周期的延擱情況看，商務印書館為了這部著作的出版，是花費了很大的心血。

    這樣高質量的學術書籍，真正是動用了國內和國際范圍內最專業的研究人員以及最專業的出版力量，這是商務印書館推進20世紀中國人文學術最生動的記錄材料。但查閱目前商務印書館相關的研究，從未見有論及鋼和泰與商務印書館關系的文章。目前國內出版有王啟龍教授編著的《鋼和泰學術年譜簡編》，其中有一些史料記錄了鋼和泰與商務印書館的關系。但我覺得還是有必要強調這些原件的珍貴之處，因為有很多細微的歷史信息，可以從這些原件中獲得。譬如，編號為HYL(C)T9722/82549(1)/Box1of4，收錄了胡適致鋼和泰的幾封書信，其中1923年9月20日，胡適從杭州寫給鋼和泰的信件的通訊地址很有意思，胡適留下的杭州通訊地址是杭州商務印書館。

    這些細節傳遞出商務印書館與胡適之間非同尋常的密切關系，這種關系超出了一般的工作關系，有著彼此之間深深的信任和情誼在其中。這是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的原始材料中，很有意義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