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南京六合農民畫因法治文化元素的融入和催化,再度成為享譽全國的一朵奇葩,有著非常值得追溯回味的過程。在普法工作蓬勃開展的當下,一個個放下鐮刀鋤頭、一個個曾經為了謀生而外出打工的老畫工,被再次吸引而回到原籍,重新拿起畫筆開展研究創作,讓人感嘆精神文化的力量所迸發出的強大感召力。
　　
　　“那陣子我一直在想,不能再放下畫筆了,因為重新畫畫,找到了久違的成就感,精神上很自豪啊”
　　
　　“我從小就喜歡畫畫,當時鄉里的畫工就有一兩百人,耳濡目染的,閑下來不干別的事,就畫著玩玩。”54歲的農民畫家張國良操著一口地道的“六合話”說。因為上世紀80年代末當地農民畫的衰落,為謀生計,他不得不放下畫筆,背起行囊外出打工。8年間,他的足跡遍布浙江、安徽、河北等多個省份。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即使早在1988年就被文化部命名為“中國現代民間繪畫之鄉”的冶山鎮,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等發展瓶頸限制,和許許多多文化遺產傳承所面臨的困境一樣,無法自己養活自己,政府又難以兼顧文化產業扶持發展,衰落甚至消失,是十分正常的趨勢。
　　
　　“記得1985年,鄉里文化站有培訓,農民來一天有1元補貼,100多人就報名了。因為當時的農村灶頭畫、家具畫以及梁柱畫、中堂畫、鐘馗畫等還比較盛行,還有一定市場,老一輩的甚至以此為職業謀生,加上很多鄉村教師、老干部等也很擅長,農民畫的確十分興盛。”張國良回憶起那段歲月,十分感慨。
　　
　　沒過幾年,鄉鎮企業興起,農村節奏也隨之加快,對物質追求導致的浮躁心態逐漸彌漫,畫工群體的整體流失,讓小小的文化站難以抵擋。“整個90年代后期到再度受到重視的2007年前后的數十年內,幾乎已經難以找到一個畫家了。”如今擔任鎮文化站站長的農民畫家胡斌說。
　　
　　2006年,時任南京市司法局副局長的王淑琴(已退休)基于“五五”普法即將開局、法制宣傳載體的創新需要,在赴基層調研時,偶然間將目光聚焦到了曾經備受贊譽的六合農民畫,并決定對上世紀70年代就興盛的“四合農民畫”進行挖掘,注入法治元素,恢復其生命力和蓬勃狀態。
　　
　　據南京市司法局法宣處副處長白玉博介紹,當時的啟動資金有兩筆,其中一筆來自以500元一幅價格收購的12張法制農民畫作品；另一筆則找來畫家與新華書店合作,制作了5000本農民畫臺歷所籌集的13.5萬元經費,這些都全部投入到冶山鎮,使六合農民畫徹底擺脫衰落命運,有了第一筆啟動資金。
　　
　　隨后的數年內,南京市司法局會同文化局等部門,對六合農民畫與普法工作“聯姻”展開了更為廣泛的調研。“我就是在那個時候,接到電話重新回到文化站報到的。”張國良回憶說,開始每周值一天班,當時家里還在為兒子建房。業余時間開始重拾畫筆,又重新找到了年輕時的感覺,雖然每個月只有600元補貼,但精神上還是很享受的。
　　

　　與張國良一樣,如今成為專職農民畫家,還新當選為南京市人大代表的丁廣華,則有著更為“坎坷”的經歷。
　　
　　“為了掙錢,丈夫當時買了個四輪拖拉機,去采石場拉石料,我在后面跟著做苦力搬石頭,日子過得十分辛苦。”丁廣華回憶說,“要不是回來畫畫,我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村婦女,誰會知道我呢?”
　　
　　從小深受鄉情民俗感染熏陶的丁廣華,2009年剛回到創作基地畫畫,家里的活還丟不開。為了躲避暴曬,她還堅持早晨3點多起床隨丈夫進宕口搬石頭。上午9點下工后,到司法所樓上創作畫畫。“那陣子我一直在想,不能再放下畫筆了,因為重新畫畫后,找到了久違的成就感,很多人開始了解我,精神上很自豪啊!”
　　
　　丁廣華創作的一幅幅農民畫精品問世、獲獎,丈夫為了支持她,變賣了一度是全家賴以謀生的拖拉機,獨自干起電焊工的活。“今年南京開兩會,我第一次和市委書記、市長在一起座談,心里甭提多激動了,也堅定了自己好好創作、好好發展的想法。”丁廣華說。
　　
　　記者了解到,在近六七年間,隨著30多名農民畫家的回歸,這里還成立了專門的農民畫研究創作的編輯部。“要融入法治元素,還必須對一些農村普法需求細細研究,而不拘泥于全家福、年夜飯、豐收等傳統主題,為此我們開始組織外出實踐、集體研究政策和法律,找到農民喜聞樂見的表現形式去宣傳法律。”胡斌說。
　　
　　“重拾農民畫這一文化品牌,不僅展現了法治文化的吸引力、影響力、感染力和滲透力,也為我們鎮凝聚起難得的發展合力”
　　
　　隨著農民畫家紛紛回歸,沉寂數十年的六合農民畫展現出了勃勃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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