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口紅利”盡管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以低勞動力成本的優勢再現，但是，新型城鎮化的建設和擺正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后，勞動力的資源還會不斷涌現，只要我們在戶籍政策、企業稅收政策、生育政策和土地改革政策上不患得患失，大膽改革，穩步推進，那么，在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貿然放棄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將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貧富差距、充分就業的問題。即使退一萬步而言，今天很多從事制造業的中小企業，在外部市場消費能力還沒有恢復的狀態下，以及中國社會大眾內需能力不足的情況下，確實無法承擔“民工荒”所帶來的高成本、擠壓利潤的壓力，但是，如果我們從眼前大學生“就業難”的現象中找到中國經濟儲藏著另外一個寶貴的“人口紅利”，只要我們年長的企業家和年輕的未來的職業經理人之間，通過外部的制度建設和內部的激勵機制設計，形成一種充分的信任關系，那么，多元化的致富模式——靠差異化標準和技術的打造，再加上價廉物美的商品和服務的成本優勢，中國經濟就會在盤活兩種“人口紅利”的基礎上越戰越強。
　　
　　第二，“全球化紅利”雖然再也不能讓中國這樣一個世界經濟的第二大國僅僅靠不斷增加貨物出口來創造，但是，如果我們今后能夠通過更加務實創新的“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來推動中國企業和世界企業繼續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中公平競爭、相互合作，中國的金融業也能夠與時俱進，滿足各類企業的金融服務需求，那么，中國經濟的“全球化紅利”將變得更為豐富，其結構也變得更為合理，它表現在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之間，實業發展和金融發展之間，民企和國企之間，中資和外資之間，找到新的增長點和平衡點，從而再像過去30年那樣，創造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奇跡。
　　
　　第三，“資源紅利”的瓶頸已經讓所有的海內外企業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到了莫大的挑戰，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正在面臨地球溫暖化的挑戰，很多豐富廉價的資源，比如，中國的煤資源，今天已經無法再像過去那樣大規模地投入工業生產，而不可再生資源的創造也因為市場需求的不穩定讓中國付出了較大的代價。中國今后要密切關注歐美市場所進行的一場關于“資源標準”的競爭，防止過度投資所造成的“產能過剩”。中國也要聯合新興市場國家，爭取能夠讓更多發達國家的環保技術無償或低價轉移到新興市場國家來，以彌補他們前期發展階段所造成的環境惡化的后果。另外，我們自身的節能減排工作也要落到實處，避免已經變得不斷稀缺的“資源紅利”再被無端的占用和浪費。
　　
　　第四，“政策紅利”雖然在危機爆發后發揮了不可磨滅的積極作用，但是它留下的后遺癥已經讓新一屆政府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比如，地方政府同質化的投資和惡性競爭導致很多基礎性產業“產能過剩”的問題；另外，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助長了地方投融資平臺的蔓延，而且在“土地財政”的推動下問題變得越來越棘手；并且，大量低效的投資，不僅占用了寶貴的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而且也增強了全社會對未來的通脹預期，進而導致人們一味地去追求投資回報的上升，以防范貨幣購買力的下降問題，而根本無視投資風險的存在和積累。這樣發展下去，越來越高企的資金成本，無法真正去支持實體經濟的結構調整，相反讓更多企業把產業資產帶到了他們根本不擅長的金融投資領域。
　　
　　所以，本屆領導以開放倒逼改革的胸懷，將通過放權、放松管制、引入競爭等“制度紅利”的方式，來全面推進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建設，讓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為此，在扶持企業創新、強化義務教育方面，政府應投入更多的公共資源，以確保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和服務應運而生，大眾創造財富的能力和由此帶來的消費水平日益上升。同時，為了配合健康高質量的供求關系得以發展，政府還應該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保護”的制度和強化其落實工作，而且要更加鮮明地確立“公民財富和產權保護”的意識，只有這樣，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才能發揮真正積極的作用，否則還是治標不治本。
　　
　　第五，中國內需不足現象主要源自于和民生密切相關的“三大障礙”問題：一是“沒有錢消費”。由于中國大眾工資性收入偏低，財產性收入匱乏，再加上各種稅費持高不下，社會整體的消費能力就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所以，政府希望通過產業升級、新型城鎮化建設、收入分配制度的優化等措施來提高城市和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另外，完善金融體系的制度建設也是未來政府加大改革力度的重要環節，從而確保金融創新的業務能帶來消費者財富增長的實惠，以此來提升中國大眾整體的消費能力。二是“有錢不敢消費”。具體而言，諸如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等民生問題得不到解決，中國社會就會出現過度儲蓄，消費不足，貿易順差不斷擴大的失衡問題，長此以往，就會嚴重制約企業的生產能力和政府的貨幣政策有效性。從某種意義上講，今天不少居民過度投資房地產，其“動機”就是想“靠房養老”、“靠房養病”。另外，一旦“三公消費”被叫停，社會過度儲蓄生活方式又都重現“原形”——這會導致目前中國經濟增長后勁嚴重不足的問題。坦白地說，今天這屆中央政府對民生問題的重視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接下來很多相關的改革，都被看作是“重中之重”的工作來推進。三是“有錢不在國內消費”。今天中國最有消費能力的群體，盡管是少數，但他們卻在海外消費，而選擇在中國投資。如果我們市場自身的誠信問題、過保護問題、仇富的偏激心態問題以及企業自身差異化的生產能力問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的話，那么，“藏富不露”的生活方式就會大大減少中國經濟的市場活力，甚至可能還會增加資產泡沫的系統性風險。
　　
　　文章強調，只要我們能夠盡快翹起13億人口的內需市場，中國經濟良性循環的發展空間就會變得越來越大，中國政府在世界舞臺上為中國大眾爭取應有的全球化紅利和負起我們能夠承擔的大國責任，也就會越來越有底氣。但是，無視我們現在發展的約束條件，拖延我們改革的大好時機，只滿足于當前“治標”的政績工程，而不顧“不治本”所帶來的未來“積重難返”的風險，尤其是在錯綜復雜的內外環境下，好高騖遠，急于求成，那么，結果一定會事與愿違，得不償失！一句話，“穩中求進”才是我們未來必須要把握好的發展總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