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結構優化是經濟發展的過程性動力。所謂“過程性動力”相當于經濟發展的“隨行加油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斷賦予發展動力。結構優化的實質是分工深化，分工深化是提高經濟效率的重要源泉。對此，亞當•斯密已有充分論證，簡單說就是發展取決于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取決于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取決于好的制度安排。在斯密看來，好的制度安排就是“看不見的手”，在我們現在看來，好的制度是“看不見的手”(市場)和“看得見的手”(政府)兩只手的有效配合，即一方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結構優化是如何帶來經濟發展的呢？我們來看看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等結構優化的表現。從分工角度看，工業化和產業轉型升級就是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不斷從較低效率農業部門向較高效率工業部門轉移、從較低效率工業部門向較高效率工業部門轉移的過程，其結果是國民經濟效率的提高；城鎮化就是人口和生產要素不斷從較低效率農村向較高效率城鎮轉移、從較低效率城鎮向較高效率城鎮轉移的過程，其結果也是經濟運行效率的提高；區域經濟一體化就是區域內不同地區分工協作的深化，進而共同提高效率、實現共同發展。
  
  再次，要素升級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勞動力、資金、技術、資源等生產要素是經濟發展的基本手段。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生產要素從兩個層面起作用：一個層面是增加生產要素投入帶來經濟發展，如大規模增加勞動力和資金投入帶來經濟發展，另一個層面是要素升級(或提高生產要素的質量或檔次)帶來經濟發展。要素升級比較典型的表現是前面已提到的技術進步、提升人力資本、信息化等。技術進步、信息化，一方面可以大限度地降低各種成本，另一方面可以顯著提高附加值，促進經濟發展。我們只要想想互聯網技術是如何極大地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如何顯著地增加各種產品和服務的附加值，就可以感受到技術進步和信息化的威力。人力資本既包括一般勞動力的人力資本，也包括企業家才能，人力資本提升主要體現在勞動力和企業家綜合能力的提高上，能力的提高無疑會帶來生產率的提高，促進經濟發展。
  
  上面分別對“三大發動機”為何是經濟發展根本動力進行了簡要分析，這還不夠，還需要從整體上進行分析。從最簡化的生產函數關系式Q=f(L、K)中，我們也能看到“三大發動機”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生產函數關系式左邊是產量Q或GDP，相當于衡量經濟發展的核心指標，右邊是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表面看，在這個關系式中找不到“三駕馬車”的影子，但細一想就會發現，產量中不能被勞動和資本投入解釋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產率，隱含在f中，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基本途徑就是“三大發動機”。而且，要素投入也受“三大發動機”制約，如資本既是經濟發展的原因，也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作為結果必受制度變革、技術進步等的影響。
  
  這里必須特別強調的是，“三大發動機”并非是完全并行的，其中制度變革是根源性發動機，因為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兩大發動機都要受其制約和影響。在好的制度下，工業化、城鎮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等都能得到順利地推進，反之在不好的制度下，則不能得到順利地推進。因此，發動“三大發動機”的關鍵是抓住制度變革這個“牛鼻子”，綱舉則目張。
  
  目前，中國經濟正處于向新常態過渡的關鍵時期，尋找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是向新常態過渡的關鍵，如何找準新動力又是尋找新動力的關鍵。找準新動力不能想當然拍腦袋，或僅根據經驗進行判斷，還要將找新動力建立在堅實的理論分析基礎上。過去一段時期，我們囿于既有的部分理論，將視野局限在需求邊短期動力——“三駕馬車”上，外需不行了，就擴大內需，投資不行了，就擴大消費，結果是過度依賴貨幣政策、金融政策、財稅政策、投資政策等來拉動經濟增長，雖然帶來了短期立竿見影的增長，但也帶來了很大的副作用和后遺癥，以至于現在不得不花較長的時間對前期刺激政策進行消化，不得不全力應對高房價、高負債、高產能過剩等經濟風險。鑒此，當前和今后我們要優先推進經濟發展動力結構的轉型，從主要依靠“三駕馬車”轉向主要依靠“三大發動機”，特別是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部署，緊緊抓住全面改革這個“牛鼻子”，推進經濟全面轉型，強化創新驅動，努力使中國經濟較快地進入到一個好的新常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