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建隊伍】學校對這一工作很重視，1975年就從各系抽調人員，數力系、無線電系、中文系都派教員分別參加軟硬件和字模制作，但抽調計算機教員十分困難。由于王選患病，我也經常病休，有關單位不相信我們能承擔項目，不愿派人。直到1976年3月，會戰組正式成立，由張龍翔任組長。在校黨委黃辛白同志和校長周培源的關心下，隊伍逐步充實。

  1977年8月，學校批準成立了“北京大學漢字信息處理技術研究室”，還將舊圖書館(現為檔案館)一層作為科研用房。從此我們的工作走上正軌。1983年，研究室與計算中心等單位組成北大計算機科學技術研究所，1985年后計算中心等撤出，研究所中只有我們研究室，王選任所長。

  同時，在四機部“七四八工程”辦公室的領導下，逐步落實了協作單位，包括：生產主機和王選設計的照排控制器的濰坊計算機廠、生產終端輸入設備的無錫計算機廠、生產照排機的郵電部522廠、生產漢字輸入鍵盤的天津紅星廠等。第一用戶新華社派技術人員參加軟硬件設計，并承擔了部分字模制作。至此開始了跨部門大協作。

  陳堃銶和王選在家中討論技術問題，一起分享科研成功帶來的喜悅

在困難中前行

  【反對聲】許多人對我們的方案極不信任，印刷出版界尤為普遍，對于用數字化字模，有人說：“這是小助教在玩弄騙人的數學游戲！”“簡直是天方夜譚！”直到1988年，還有公司向潛在用戶和業內人士發了幾百封信，說北大系統使中國拉大了與西方國家的差距，從而至少落后了十年。因此，王選說：“我們在罵聲中成長！”

  【引進風】有的人只主張引進，他們說：“是北大系統干擾了引進！”1979年引進英國蒙納系統，由于該系統不完善及國家的干預，風波暫時得以平息。1984年，美、英、日等國的產品紛紛來中國進行展示，有人說：“外國公司展覽之日，就是北大系統垮臺之時！”隨后有六家大報社和幾十家出版社、印刷廠進口了國外系統，還有多家單位要求與國外合作。

  【人離去】“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學校走向正軌，張世龍為組建計算機系召回計算技術教員；同時，國家為了加快發展科學技術，組織教師作為訪問學者出國進修，這很有吸引力。我們這里工作條件差，調試工作瑣碎而繁重，還不可能出去，因此人心浮動，逐漸有一批教員離去，王選的硬件組只剩兩個教員。

  【調試難】1979年原理性樣機開始連調，由于國產元器件很不可靠，調試時所有設備此起彼伏地出現故障，原定于1979年7月1日輸出一張考驗硬件的報版樣張，直到27日才輸出成功。調試由14萬行匯編語言編寫成的軟件更加困難，沒有顯示器，用紙帶輸入，調試結果看不到漢字，打出的是字符的編碼和坐標，分析后才能知道對錯。最苦的還是硬件不可靠，主機、紙帶輸入、打印機和照排控制機故障率很高，往往費了半天勁，仍得不出結果，其艱難程度在今天難以想象。

  經過千辛萬苦，我們終于在1980年9月15日上午排出了講述周總理當年懲治叛徒的小說《伍豪之劍》。周培源把書送給副總理方毅，并請他送給各位政治局委員。方毅同志于1980年10月20日在隨書附上的我們的信上寫了一段熱情洋溢的話：“這是可喜的成就，印刷術從火與鉛的時代過渡到計算機與激光的時代，建議予以支持，請鄧副主席批示。”鄧小平同志于1980年10月25日作了“應加支持”的批示。此時正逢改革開放，國家給了我們20萬美金。于是1981年我們購買了國外的硬件設備，科研條件得到很大改善。

  【患癌癥】1981年進口了NOVA計算機作為主機，照排控制器等全部換代，組成新一代的Ⅱ型系統。我培訓大家熟悉新機器，設計軟件換代。正在此時我患了直腸癌，只得在交代完換代工作后住院治療。幸而癌細胞沒有擴散，但從此給我帶來難以想象的麻煩。

  【戰戰兢兢地試用Ⅱ型系統】1979年，王選開始設計Ⅱ型系統(名為“華光”)的照排控制器，用國外最新芯片替代國產組件，設計了世界首創的用普通紙出大樣，增加了長春光機所的轉鏡式照排機。

  因為NOVA機與130機指令系統相同，軟件改動不大，只需要為實用性做充分考驗。我主持新系統聯調，并設計一些復雜版面作實用性考驗。手術后我身體虛弱，夏天在空調機房里待兩小時，就會腹瀉三四天。為保證每個字模正確，需要手工將錯字的壓縮信息還原，再在坐標紙上畫出后查找原因，為此王選費了很多精力。

  1985年1月，系統交新華社使用，整頁排出八開中文報紙——新華社內部旬報《前進報》和14萬字的日刊《新華社新聞稿》。使用中照排機故障最多，抖動、漏光甚至不能工作，還有變字、丟字、缺字模，還因使用不當造成了事故，問題層出不窮，而隨機性的變字更令人費解，我們在忐忑不安中度過那年的春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