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政策調整產生巨大溢出效應

  歷經了2013年美國“財政懸崖”和“債務上限”僵局，全球對美國退出QE（量化寬松）預期強烈，有研究機構預測2014年美國會把當前850億美元的QE額度削減完畢，這可能將使市場流動性相對減少，導致長期利率升幅擴大，引發國際金融市場的劇烈波動，造成跨國資本流動異常，沖擊國際債券市場和外匯市場。而美聯儲為沖抵全球緊張而推出“零利率前瞻指引”政策的替代效應尚不明晰，國際金融、商品和房地產市場流動性供求格局可能會發生很大變化，給世界經濟帶來新的不確定性。歐元區盡管通過政策行動減少了主要風險并穩定了金融形勢，但仍未完全走出衰退，2013年負增長0.4%，部分成員國金融體系依然脆弱，外圍經濟體增長受制于信用瓶頸，高失業率、人口老齡化問題對財政形成較大壓力，調結構任務仍然嚴峻。日本政府推出的安倍經濟學雖令其2013年經濟增速攀升至2%，出口增長，物價結束負增長，但短期效應卻已開始縮減，若不能充分落實財政和經濟結構改革，可能導致再度通縮，銀行持有債務增加，金融穩定面臨顯著風險，超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果存在不確定性。

  各國去杠桿化程度冷熱不均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后，各主要經濟體在家庭、企業、金融業和政府部門的“去杠桿化”都作出諸多努力，然而各自進展卻很不均衡。美國私人部門走出危機陰影，家庭去杠桿化接近完成，企業、金融部門資產負債表已經大幅改善，數據顯示美國政府財政赤字已從2009財年10.1%的二戰后峰值降至2013財年的4.1%。歐元區近年來連續出臺的系列嚴厲財政緊縮措施遏止了財政赤字上升勢頭，財政赤字占GDP比重逐年下降，2013年更是連續兩次將主要政策利率（再融資利率）分別下調25個基點至目前的0.25%，打破了“主權債務危機——銀行業危機”的傳播鏈條。但發達國家這種持續的財政整頓會削弱其消費和投資需求，對發展中國家經歷杠桿刺激后調轉方向產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新興經濟體的去杠桿化之路，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才剛踏上征途。

  發達國家經濟出現新“聯盟潮”

  2013年1月1日，歐盟“財政契約”正式生效，歐洲財政聯盟邁出重要一步。11月，歐盟央行就“單一清算機制”發表聲明，提出當歐央行全面履行監管職責時建成該機制，并且覆蓋范圍將包括機制成員國的全部信貸機構。2013年10月，美國、歐盟、日本、英國、加拿大和瑞士六家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決定將其“臨時雙邊流動性互換協議”轉至長期協議，實現貨幣互換協議常態化，繼續作為“審慎流動性支持”，以防止全球金融緊縮。這些超級經濟聯盟的出現，構建了新的壟斷性、選擇性、排他性的自我保護堤壩，隱隱形成新的貨幣政策“俱樂部”，將使國際貨幣秩序發生重要改變。這同時可能也意味著，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以美元主導、黃金非貨幣化、浮動匯率、貨幣無序競爭、全球金融危機救助機制無序等為主要特點的牙買加體系開始被修正，在金融合作問題上大西洋兩岸局部性地達成了妥協，國際貨幣體系在某種程度上正朝著“大西洋體系”演變。進入該體系的貨幣、金融市場將受到流動性支持，以及國際資本評估的“危機底線溢價”，而無緣該網絡的全球其他經濟體，貨幣匯率、金融市場等可能都將暴露在QE退出風險之中。美國或將借此貨幣互換網絡，扮演國際貨幣體系最終貸款人的角色。

  區域貿易安排盛行

  2013年國際貿易狀況依然不太樂觀，特別是發達國家進口萎縮，拖累了全球貿易增長。世界貿易組織（WTO）預測2013年全球貨物貿易量將增長2.5%，其中發達經濟體出口增長1.5%，進口萎縮0.1%。次貸危機后全球經濟格局的失衡導致貿易保護主義再度興起，經濟全球化下國際產業鏈變化對國際貿易測算與國家貿易政策制定造成沖擊，國際權力格局及產業鏈變化等對于國際貿易政策的及時調整提出了挑戰。繁多冗長的國際多邊貿易談判所造成的無效率令一些主要經濟體開始“掉頭轉向”，競相組織排他性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并力爭主導權成為貿易保護的新手段。國家統計局研究表明，2008年以來，美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談判為代表的“東線”，以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談判為代表的“西線”和以服務貿易協定（TISA）談判為代表的“中樞”。美國主導的新型貿易規則的影響力已經初步形成，以GDP占全球份額衡量，前述三個區域貿易安排將分別高達40%、50%和65%，對于全球貿易的影響巨大。作為應對，東盟和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共同參加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談判已經啟動，盡管WTO對“后巴厘”時代和“早期收獲”協議的討論還在努力證明多邊貿易體制仍是各國貿易政策的重要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