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法律要保證創新者的物質回報和其他社會回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德蒙•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在《大繁榮：大眾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中指出，如果不能合法地取得商業創意的收益，就不會有很多人構思和開發商業創意。如果企業家和投資人不能自由地創建新企業、自由地進入某個產業、自由地創建新企業、自由地進入某個產業、自由出售企業的股份、自由關閉企業，他們就不會對創意的開發進行投資�？傊�，如果沒有財產保護和盈利的激勵，不管非財務性質的回報有多大，多數企業家都不愿意冒險。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談到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時也表示了同樣的意思，即率先創新可以獲得超額的社會回報。

  其次是社會既要褒獎成功，又要包容失敗，在一定意義上還要包容冒險。內森•羅森堡等在 《西方現代社會的經濟變遷》中指出，“革新本身是反叛傳統的一種形式，并且可以假設比大多數人更具個人傾向。如果確實如此，西方研究機構的組建和發展的多樣性可能反映了一定程度的個人主義……發明者經過自我選擇，必須比一般人更愿冒險，對現狀越是不滿，越愿意打破常規。因此，不會向人們灌輸絕對服從權力機構的思想，而是存在著給社會成員提供若干競爭機會的權力機構，因而發明者更可能興旺起來。個人不單在西方革新中得到了表現的機會，而且在西方進行革新的多樣性方式中得到了表現機會”。

  再次，企業是真實的企業，反應是敏感的。真實的企業由于利害攸關，對市場變化反應敏感。每個企業的參與者都像前方的探路者或者負責探索的螞蟻，通過對局部變化的觀察和分析，敏感地做出反應，調整生產方向和產量，提升產品和產業結構。

  最后，不存在把企業家精神引向尋租的環境，企業家只能面對市場，面對創新。

  中國經濟既然缺的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制度安排，缺的是激勵創新的制度安排，就輕易不能實行刺激性政策，刺激性政策只會錯失結構調整和制度建設的良機。一系列的“微刺激”積累起來就是大刺激。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里曾經應用威廉•配第的話說：“貨幣不過是國家軀體的脂肪，過多會妨礙這一軀體的靈活性，太少會使它生病�！痹凇顿Y本論》第三卷，馬克思更是明確指出，資本便宜會助長投機，就像牛肉和啤酒便宜會鼓勵人們貪食、嗜酒一樣。馬克思這些精辟的論述，對我們仍然有現實意義。